[古今沙龙] 美国如何审理医患纠纷？
现在，中国的医患纠纷增多，法院对相关案件的审理也成为了难点。那么，在美国等法制发达国家，是如何审理此类案件的呢？他们的经验是否具有借鉴意义？一位３６岁的美国作曲家因胸口疼痛到医院看急诊，心电图和胸片显示一切正常，医生便让其回家。但第二天，病人突然去世，尸解结果是病人患有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死因为主动脉破裂造成大出血。
过后不久，死者家属将医生和医院告上法庭。陪审团最后裁决医生不应为病人的去世负责，其基本理由是：这种病例十分罕见，要确诊这种病，必须靠增强ＣＴ，但如果每个胸痛的病人都接受这项检查，就会成为一项正常标准下无法承受的医疗开支。因此，在病人症状不明显的情况下，误诊几乎不可避免。
在美国，裁定一个纠纷的是与非和被告人有罪与否由陪审团决定，具体如何赔偿、如何量刑由法官作出。充当陪审团的都是普通民众，由法庭随机挑选，来自各个阶层，肤色各异，文化知识更是差别巨大，但基本不具备诉讼所涉及的专业知识。
美国是一个法律制度极为完善的国家，不缺高水平的法官和律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何还要让一群“外行人”来判案，做似乎应该是法官担当的工作呢？美国人的理念是这样的：所有的“法治”其实都有“人治”的因素，如立案、审理、判决都由具体的人来完成，如果这些人太固定，就容易被人为操控。而随机产生的陪审团将减少被操控的机会，一个专业知识欠缺的人比一个虽然专业但可能腐败的人更可靠。一般的纠纷，陪审员在参加庭审并听取双方的争辩后，以常人的智力就足以判断孰是孰非，他们只要表态是或者非即可。
中国人可能因此产生疑问，在这起案件中，陪审团成员非医生，他们在判决中是否会同情患者？对此，美国人是这样认识的：如果陪审团成员偏袒患者，对于他们自己和广大民众并无好处，因为一个判决如果不公正，最后受到伤害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譬如在这个案件中，如果陪审团偏向死者判医生败诉，那么医生以后肯定会给所有胸痛的患者都做增强ＣＴ检查，而这无疑会大大加重普通民众的负担，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
法律的意义是解决争议，而不是制造问题，如果一个判决还没有进行，争论双方就对可能的判决有疑问，法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但要使判决公正，必须以法律程序的公正为前提，在判决之前必须让控辩双方就审判程序达成共识，在这样的程序之下进行审理并判决，最后无论结果如何，双方都必须接受。
现在，中国对医疗事故的处理争议较大，重要原因在于事故鉴定等程序基本是由医疗机构主持的，结论由医学专家作出。而在患者看来，鉴定者和医院、医生是同行，当然会互相保护，纠纷还未开始处理，心里就已经有了不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结论对患者不利，患者就可能不接受。所以，一个先天不足的制度注定了在执行时会充满坎坷，医患双方甚至都认为自己是这一制度的受害者。
其实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专家证词都是判决的重要依据。所不同的是，美国的专家证词是在法庭上公开做出的，要接受对方的严格质询，而中国的医疗事故鉴定，许多是专家们在密室进行的，这就难免让人产生各种猜测，即使处理结果是正确的，仍然无法服人。
来源：宁波日报 撰文／蓝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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