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星空] 法谚：浓缩的意蕴
法谚具有大众化、通俗化、普及化的特点，是人们对于法律最直观、最朴素的认识，也是法律最为人知、最高精华之所在。透过一些法谚，人们可以很好地洞悉法律的方方面面。法谚是民间关于法律的谚语，是民间口口相传、形象生动、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法律熟语。法谚具有大众化、通俗化、普及化的特点，是人们对于法律最直观、最朴素的认识，也是法律最为人知、最高精华之所在。透过一些法谚，人们可以很好地洞悉法律的方方面面。
许多法谚界定了法律的范围。如“法律不入家门”、“清官难断家务事”，等等。它们说明，法律不能包打天下、包办一切，像家务事这类充满亲情、血缘、人伦的社会关系，虽然有亲属法调整，但更多地应由伦理道德去处理，由当事人自行和解，这往往比法律调整会更好。因为在一般人眼里，“家丑不可外扬”，闹上法庭、对簿公堂是很伤感情的事情，这种做法本身也表明当事人之间已经恩断义绝、不再亲如一家了。社会关系是丰富复杂的，应由习俗、伦理、道德、法律等分别调整，并且法律应该是其它手段解决不了以后的最后办法，“法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许多法谚与民谚是相通的，如“捆绑不成夫妻”、“强扭的瓜不甜”，等等。它们很好地道出了婚姻的本质，但这些民谚又比法言法语如“婚姻自由”更具民族特色、更加形象通俗，对许多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来说，他们也许并不真正理解什么叫“婚姻自由”，但几乎没有人不理解这两句民谚。还有“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亲”，这也非常严肃地道出了人们对于婚姻那种慎之又慎的保护态度。这也早已成为人们包括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基本准则。
许多法谚揭示了法律的属性。如“原则不需要论证”、“原则用来证明而自身不需要进行证明”、“事物的原则是其最强有力的组成部分”，等等。法律之所以总有其基本原则，是因为法律总有其不可究诘、不证自明、人人认同的公理性的东西，这些坚不可摧的东西构成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体现在法律的基本原则当中，它们构成法律的坚实基石和坚强躯干，其它具体的法律规则都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和躯干上发展起来的，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连这一原则都需要论证，那么就没有法律、法治可言了，最起码法治观念还十分淡漠。如历史上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存在重大争议，因为那时奉行的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讲究“三六九等”，人的身份不同，权利义务就有别，实现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恰恰说明，那时也许只有法制但还缺乏法治。
又如“法律不理琐事”、“法律是一种普遍性规范”、“法律始终是一般的陈述”，等等，它们揭示的都是法律的普遍性。不是普遍性而是特殊性的东西，法律可以不理，也理不了，“法律对于特殊性始终是漠不关心的”。法律不能陷于各种特殊性之中，不能针对特殊性，不能特事特办。这进一步使法律与行政、政策区别开来。法律是对普遍性的追求，至于这种普遍性是否具有真理性倒是暂且不论。只要具有普遍性，哪怕这种普遍性不具真理性，法律也照样追求，所以还有一句法谚——“反复出现的普遍错误也会成为法律”。人人犯错，反复犯错，普遍错误，一定是错得不可避免，错得充分有理，错误成了规律。在没有可能改正错误的情况下，法律只能将错就错。如人的死亡标准就是如此，长期以来都是以“呼吸停止说”为准，后来随着科技进步才发现，真正科学的人的死亡标准是“脑死亡”，自此才把人的死亡标准由“呼吸停止说”改为“脑死亡说”。但这种把“普遍错误”当成法律的情况不会太多，因为一个人、少数人犯错是可能的，但人人错误、反复犯错、普遍错误毕竟不大可能。并且，这种错误如死亡标准一样终究会被纠正过来。所以，法律毕竟是普遍真理。
再如，“武力与法律是不相容的”。法律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用公力救济取代了私人复仇，在法治条件下，不容许诉诸武力，特别是私人暴力。法律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理服人，在法庭上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比的不是力量的大小而是道理的多少。法律不是激进的，而是保守的，它旨在现行秩序下的点滴改进和逐步完善。如果通过法律改制能够实现社会变革，那就不必进行流血牺牲的暴力革命。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我国的《清帝逊位诏书》等都是如此。暴力革命只能使社会动荡、秩序全无，法治也就无从谈起。但革命的法制往往为革命所推翻，这是恶性循环，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所建立的法制就是如此。只有在讲法治、行法治不通，人们穷尽了一切法律手段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进行暴力革命，但革命结束以后必须迅速恢复法治。凡是比武力的地方，就不讲法治，讲法治的地方，就不容许武力，法律与武力就是如此势不两立。法律爱好和平、维护和平，法律是对武力、暴力的制度性制约。
法律是通则，要普遍适用，但法律所要适用的对象是纷繁复杂、各具特性的，这就使得法律通则不可能一通到底，通用无余，总有例外，无法普适，所以有法谚说，“任何规则皆有例外”。并且，例外情况不是一种两种，而是许多种，它们加起来，使得“例外自身也是一条规则”。但例外毕竟是例外，例外不能代替通则，更不能成为通则，在能够适用通则、有通则可适用的情况下，要优先适用通则，所以，“例外总是被放在最后考虑”。人们在适用法律时遵循的正是这种先通则后例外的严格程序。
许多法谚也说出了法律的局限性，如“有规则必有缺陷”。法律是通则，它是经由抽象而达成的，这种抽象是“挂一（一般性）漏万（各种特殊性）”。从总体上看，法律规则本质上是形式主义的，它常常不考虑或者难以顾及各种特殊情况，存在机械、刻板、划一等弊端，导致法律公正与实质正义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民法通则对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刑法对于犯罪年龄的规定等都是如此。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法律规则的缺陷是难免的，但这不是保留法律规则缺陷的理由，相反，人们应尽量克服法律规则的缺陷，法律规则应该不懈地追求尽善尽美。
许多法谚强调了法律的价值所在。如“法律是最安全的盔甲，在法律的保护下，任何人都不会受到侵犯”，“法律的制定是为了市民的安宁与国家的安全”，“国家的安全乃最高的法律”，等等。安全被法律奉为最高的价值，这完全符合马斯洛的“人类动机理论”，因为安全是人类满足基本生理需要以后的第一需要，如果连安全都不能保障，那么其它一切都无法实现。而法律正是对安全的保障，保障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安全是法律的首要责任。为了使法律能够有效地保障安全，才要求法律公开、明确、可预期、不溯及既往、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等等，具备这些因素的法律才能保障安全，这些因素也已经成为了法治的核心要素。
又如“法律不应该歧视任何人”、“法律本身不会伤害任何人”、“法律不会对任何人不公平”、“法律一视同仁”，等等。这些法谚强调的是法律的公平价值。公平有丰富的内涵和要求，一般人不易把握，但上述法谚一下子就把它具体形象、明确清晰、通俗易懂起来了。所有这些法谚均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法律的公平。
再如“法律是最高的理性”、“法律是理性（所下）的命令”，等等。法律是经由严格的立法程序产生的，严格的立法程序是对法律的道道把关、层层改进、步步完善，所以相比较而言，法律是最为完善、最富理性的；法律是集思广益的结果，是大众智慧，它克服了个人愚昧、偏见、自私和任性等个人无法避免的缺陷，所以“任何人都不会比法律更聪明”。但许多独裁者恰恰忘记了这句法谚，自视自己比法律高明，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于是言出法随，以言代法，其实这是自作聪明，结果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理性是法律的灵魂，真理是法律的内容，“法律决不容忍违反真理的事情”，法律之所以有尊严和权威，原因就在这里。一个理性的人自会服从真理，人们服从法律就是服从真理。
许多法谚揭示了法律的本质。如“人民的声音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人民自由的圣经”、“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等等。这些法谚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口头禅，现在已没有人敢于公开违反它们，违反它们无异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并且，是否如此，已经成为了鉴别法律是否民主、自由、进步的试金石。
许多法谚也为法律工作（者）提供了指导。如“在议会，沉默是一种过错。”“议会”，顾名思义，就是“议事之会”、“议论之会”、“争议之会”。人们在议会里争辩是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达成共识，化解矛盾，更好地解决问题。真理愈辩愈明，但未经议会辩论就不足以如此。所以，为了鼓励大家（主要是议员）能够畅所欲言，法律明确规定，在议会发言，不受法律约束，言者无罪，不追究法律责任。在议会争辩、激辩，也是为了把矛盾消灭在议会里，不至于把它们带到社会上去，以保障社会和谐。与此相反，人们在议会里一言不发，沉默寡言，会上也没人讨论争议，议会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那是失职的表现，与上述那句法谚是恰相对照的。
许多法谚堪称法律的指导思想，如“简洁乃法律之友”。有时一句简短的法谚胜过一册大书、一部法典。如刘邦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即是如此。如果刘邦不是“约法三章”，而是制定一套繁文缛节的高文典册，人们不明就里，难以知行，也许就不能立即安抚人心和安定天下了。今天“约法三章”本身已经成为了一句法谚，人们应该继续“约法三章”式地表述法律，这是表述法律的一种最佳方式。因为法律是要为大众所知行的，但大众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知悉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更应该简洁明了，力求做到“法律应当被一切人所理解”，切忌“不要把含混晦涩当深刻”。但一些立法者特别是一些所谓的法学家，喜欢千言万语，没完没了，概念林立，术语丛生，好作深刻状，认为这才是学术，这才够水平。我认为这种做法就忘记“简洁乃法律之友”这句法谚，他们不好好说话，是在故意与法律为敌、与民众为敌。
法谚是法律最简洁、最通俗、最传神的表达方式。“国法莫大乎人情”、“习惯是法律之母”，法律应该接纳、融入各种法谚，并尽可能法谚化。法律法谚化，是法律通俗化、普及化、大众化的最佳途径和最好载体。法律（学）工作者应该努力搜集、整理民间流传的各种法谚，并与法言法语结合起来，使法谚与法言法语之间能够参通互释，相得益彰，这是一项很重要、也很有益的工作。
摘自：人民法院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邱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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