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治癌
长期以来，医学的重点仅集中于研究生物学的改变。也就是从解剖、生理、病理、生化等方面去探究疾病的原因和治疗方法。对此，人们称之为 “生物医学模式”。这一模式的确为20世纪末以前的医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伴随着医学史上血液循环学说和疾病的细胞损害学说等的确立，以及病原微生物的发现、各种维生素和激素的研究成功，直到近代，在细胞与分子水平上的研究、器官移植的应用等等辉煌成就，无论在认识疾病，还是在治疗、预防疾病方面，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在医疗实践中，这一模式也逐渐暴露出种种缺陷和消极影响，最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偏离了作为医学对象“人”的完整性，从而大大阻碍了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很明显，医学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相结合的科学。
因此，医学，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与经验支撑，同样需要心理呵护，伦理规范，人文关爱；一句话，需要科学与人文的两条腿。因为人是灵与肉的融合物。
有鉴于此，近年来世界医学的潮流逐步转向 “生物——— 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医学与心理学的关系也就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心身医学与医学心理学的迅速兴起，也正是反映了这种趋势。
心理学是专门研究人类心理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一方面，它是重要的基础学科，它所研究的内容涉及到哲学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就是心身关系问题，它与认识论和辩证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门用途广泛的应用学科，从管理国家到商品买卖，凡是与人打交道的部门都有心理活动的规律在起作用。
在每一个新的学科中都包含着物质运动的较为简单的规律，但也总有一些无法用以往的学科来解释的、更为特殊的新规律，就像我们不能单用物理和化学的知识来解释生物学一样，也不能完全用神经生理学的知识来解释心理学。所以，心理学的发展必然会对人类有关的各学科产生重大的影响。有人预言，新世纪的心理学有可能成为一门带头学科，它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它将成为与现代化建设联系最密切的基础学科之一。
心身医学是医学与心理学交叉所酿生的新兴学科，它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以医学界为主，并有不同专业的工作人员参与研究，如心理学家、伦理学者、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等，所以在其定义和研究范围上还不完全统一，理解上也各有差异，因而出现了与之相关的众多学科，如心理生理医学、行为医学、临床心理学和医学心理学等，但这些学科在许多实质内容方面具有较大程度上的雷同性。如关注的对象主要为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对躯体健康及疾病防治的影响等，除医学方法外，常常运用心理与行为的测量技术以及心理保健和精神健康等的方法手段。
所谓“心身医学”，广义的是“指在医学研究和诊所治疗中，除要运用生理学、解剖学、药理学、外科及食疗等的方法外，还应使用心理学方法，要两方面协调而同时进行”。 显而易见，对于肿瘤来说，它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就使得它首先有必要借助已经融合了心理学认识、方法与手段的“心身医学”，以利于更好地疏理肿瘤与心理因素之间的错纵联系。
“三驾马车”：癌症防治的新模式
很显然，肿瘤十分复杂的特性，要求我们在防治肿瘤时采取多种多样不同的手段与方法，要求从多个环节切入，只有这样，才能明显提高防治肿瘤的有效性。这就是我们提出“非医学手段”作为肿瘤防治“三驾马车”之一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针对纯生物医学的缺陷，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提出了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替旧有模式，以改变传统的西方医学只注重生物机制，忽略与人的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的社会、心理等要素的影响之弊端。这一呼吁已过去1／4世纪，尽管它早已成为教科书中公认的正确观念，然而，由于传统观念的强大惯性作用，实际操作中，社会、心理要素等还是被医师们有意无意地抛之脑后，不屑一顾。对此，学者们也一再提出了批判性建议。
关注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医学，首先应该是关心“人”的学问。除决定躯体的生物学因素是医学的核心问题外，与人及其心身相关的诸多问题也都必须有所兼顾。因为这些问题或彰或隐，或大或小地同样干扰着人的心与身，影响着他的生与死。特别是对肿瘤这类异常复杂的疾病，这类因素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十分强大的，忽略不得的。忽略了这些，人们局限于生物学的许多防治努力将会付之东流。临床上，仅仅依赖中西医学两套方法，对于防治诸如肿瘤之类复杂性的疾病，欠缺依然很多。一个世纪的实践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说，强调中医学、西医学与非生物医学手段这“三驾马车”在肿瘤防与治中的共同或协同作用，恰恰是最好贯彻实施“新医学模式”精神的具体体现。对此，我们已经在十多年的实践中尝到了甜头，取得了经验和成功。
“非医学手段”在协同中西医学防治肿瘤实践中的意义与作用，人们常常认识不足，甚至每每予以忽略。而在新医学模式和对肿瘤新共识的指导下，长期的临床实践却促使我们深切地意识到：非医学手段，或非生物医学手段、方法的极其重要性和必要性。而我们所称的“非医学手段”，其核心就在于“心理的”、“社会的”、“人文的”、“伦理的”、“生活方式的”。一句话，这些也恰恰是新的医学模式强调所应予以关注的。
不同性质的问题，应该用不同的方法、手段去解决，这是不证自明的常识。认识到肿瘤的性质复杂，虽就其核心来说，属于生物学的异常，但干扰和影响因素众多，因此，要卓有成效地预防和治疗肿瘤，促使肿瘤患者更好地康复，就必须针对这些可能的影响或干扰因素，采取针对性的手段和方法，这就是本节所讨论的问题核心所在。
20多年前，笔者曾称唯生物医学论的经典西医学是 “跛腿”的医学，今天我们依然认为是只懂得手术、化放疗、抑杀癌细胞的现代肿瘤学，仍旧是“跛腿”的医学。
因为它忽略了很大一类可能干扰或影响肿瘤的因素的存在。而我们努力就 “非医学手段”在肿瘤防治中的应用作出探索，虽许多探索只能说是肤浅，但毕竟是有益的。“非医学手段”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一定能使关于肿瘤的医学认识与实践不再“跛腿”，不再有战略性缺憾。
康复最好的两种人
肿瘤治疗与康复中，有一个奇特现象值得一议！就是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两类人，或者说两类极端的人，常康复得最好。
一类就是文化水平低，或没文化，但却迷信权威中，或有盲从倾向的人，常见于农村老大妈、老大爷之类，或者城市里的马大哈，稀里糊涂，粗线条的人，他们查出了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肠癌、宫颈癌等后，有的手术，有的甚至手术都不做，化、放疗都不用，活得很好、很长。其中有几位甚至纯用中医药治疗原发病灶消失的。我们解释为：肿瘤本身就是一类心身相关性疾病，在患者不知情，也无相应恐惧、威胁的情境下，得到了特别的关爱（因为通常子女此时会特别孝顺、尽心），和大城市医师的特别关护、治疗下，几方面的正性因素，促使患者积极振作起来。本为慢性病的癌症，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趋于稳定，甚至自愈。这方面的实例太多，无须枚举。
此外，就是十分理性，执着的人，一旦彻底想通了，弄明白了，也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与癌肿博弈的征程。而且，常常愈后大大好于一般人。
早已有研究表明：癌症自愈者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存在有偏执倾向的。偏执说得有点过了，也可以说理性而执着，且这种执着不是针对于自身身体或指标，常常是针对于某项比较有意义的事。这也常常有助于患者走出肿瘤沼泽地，渐渐走向康复。
陈某是一个享受国家特别津贴的高级工程师，在大型国企当总工，承担了多项重点攻关项目。2000年因便血不止，查出肠癌，肝有转移。由于他长期接触化工原料，且有肝损伤。手术做完后，化疗没法做，就以中医药治疗，保肝抑瘤。
当时，他对我提出个要求：有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科研项目，是他主持的，已干了七八年；再努力一下，两年就能出大成果，他希望能亲手完成这项目。鉴于他化疗无法进行，我建议他对肝病灶做了个微创治疗。然后，提供我所能提供的所有关于他疾病的确切信息。明确告诉他，适度合理治疗，加上积极调摄生活，两年对他要求太低。他非常认真地研究了我给他的资料，十分兴奋，坚信自己能渡过难关，享受天年，故积极配合治疗。现已70多岁，仍忙碌于科研第一线，肝功能也已完全正常。他曾说，了解了以后，他再也没感到肿瘤有多么可怕了！故一直以平常心对待，所以，活到了今天。
赵先生是某大学历史系教授，2002年刚过60岁，查出小细胞肺癌，他进行了几个疗程的化疗，同时进行中医药治疗。由于先前患有冠心病，化疗无法继续了。
但中医药治疗中与我接触的半年多，加上自己的深入了解，他对自己的病和健康充满了信心，2003年起一直用中医方法控制，从2004年起又重回教学与科研工作岗位，且还完成了多部原本计划的专著。现他虽已不会全天工作了，但每次见到他，仍神采奕奕的，毫无病态，并对当下及今后生活充满期待。他说，“我第一时间就查看了许多文献，知道小细胞肺癌不用化疗不行，用化疗也只是拖拖日期而已。既然想通了，不妨换一种思路。不管它，以中医药为主。这不，现在还好好的活着吗？”其实，理性、执着、坚信自己的人，往往就是能够战胜癌魔的人。
我们的临床观察表明，天天神叨叨的，惶恐不安；时时惦记着是不是转移复发了；一有风吹草动就茶饭不香，寝食不安者，怀疑是不是转移了；既怕查体，又怕不查有麻烦的患者，复发率和转移倾向均大大高于情绪相对稳定的其他癌症患者。复发率的差异可大于40％至50％。这在女性乳腺癌、卵巢癌等的患者中常十分普遍。对于这类患者而言，也许，药物控制转移复发还不如心理情绪稳定来得有效、持久。
癌症纠治，“增悦”为先
心理纠治不同于躯体生物学的对症或病因治疗，自有它一整套相应的、体现人文主义精神及心理学要旨的原则。我们认为，在中国，在一个缺少宗教关爱，缺乏终极精神关怀的文化氛围中，下列也许可视为肿瘤患者心理纠治的基本原则。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自身价值之提升，人们对医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仅要保全生命，延长寿限，而且要提高生存质量，提高生活的满意度。因此，多年前我们已提出中医学（应包含广义的“医学”）还是门“增添快乐的技艺”（《中医学导论》）。“中医学的目的指向很明确，祛除病家痛苦，增进其健康，尽可能地增添其快乐，提高其生存质量”。并强调说：“这在肿瘤患者中，尤其显得重要。这是因为癌症给患者带来了多重病苦，不仅经受着癌症的心理折磨，而且还有濒死恐惧、悲伤等的心灵病苦，以及对许多事宜割舍不了的悲哀，再加上手术、放化疗本身都是增加病苦的巨大的创伤。因此，在肿瘤的治疗康复中，尤其要强调尽可能地减少患者的痛苦，增加其快感或愉悦。”
鉴此，我们认为：肿瘤患者心理纠治的第一原则是“增悦”，尽可能地增添其快乐与愉悦感，提高其生存质量。而要做的这一点，首先应尽可能地控制癌症发展，增进其健康，改善或提高其生存质量；若确实无法控制其癌症，也应想方设法减慢其发展态势，减轻其痛苦，努力缓解患者精神和心理压力，改善其某些方面的生存质量。
其实，“增悦”原则不仅仅是对心理干预的，而是适合于所有肿瘤治疗方法手段的。因此，只要符合这一目的指向，很多方法都可选用。例如对许多肢体疼痛或回流不畅的患者，采取合理的药物熏蒸泡洗可减轻痛苦，增添舒适感；必要的体能锻炼、郭林功可活络筋肉，畅通经气，能改善肿瘤患者的周身不适；人对人的按摩指压也可减轻不适，增加舒服感，因此都是我们肿瘤临床常用或推荐建议之法。
“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指的是运用各种手段、措施，消解患者躯体上或心理上的不适及痛苦，帮助进行综合干预，若能做的这样，即便是再不讲理、再顽固、心理障碍再明显的人（“无道之人”），哪有听不进去、不信服、不依从治疗的患者呢？（“恶有不听者乎？”）这是带有中国文化蕴味，体现中医药深厚文化底蕴的临床综合干预原则。它是非常合理和富有实用价值的。近30年来，我们正是遵循这原则，恪守其基本精神，努力地对肿瘤患者进行卓有成效的综合干预，从而获得较佳临床疗效的。
两个重要的治癌方针
基于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我们总结出了“调整之先，零毒为佳，护胃为主”之十二字中医治癌方针；并归纳出了“改善症状，控制癌肿，调整免疫”之三个相互渗透重叠，却各有偏重的环节。第一时间，需要的是以综合手段，从多环节切入，“调整为主”，先改善患者种种心身不适之症状；若系青壮年患者，其癌症有必要配合手术或化放疗者，则可在进行手术、放化疗的同时，采取中医药手段，配合以零毒抑瘤，消解手术放化疗毒副作用，同时通过辩证治疗或参佐对症治疗，努力改善其种种症状或不适。同时，借助心理学、行为学方法，作出心理、行为之纠治，帮助改变其对癌症之恐惧，对治疗后果之担忧。指导他走出自我陷入的因癌而自闭之泥潭，重新笑对生活，笑对社会。与之同步，帮助他优化生活方式，改变不良饮食习惯或习俗。总之在第一时间，就应该从多个环节切入，综合纠治，才能有可能尽快促使患者走上心身良性互动之康复大道，而不至于在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身体及精神心理状态越来越糟。而对不适宜手术放疗、化疗的，则其他环节照旧进行，综合才能获得较佳疗效。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做出综合纠治时，应排斥门户之见，在诊疗技术上充分实施 “拿来主义”态度，以多种方法，对患者的一些重要症状或指标努力加以调治。比如说，一个肺癌患者，伴咳嗽、咯血、胸痛、失眠、焦虑、恐惧等，宜行手术化疗者，行手术化疗，不宜行者不可勉强；中西医结合，控制咳嗽、咯血、胸痛、失眠等；能以中医为主者，尽量中医药；中医药一时势单力薄，则可配合西医药。比如说中医控制咳嗽不错，咯血也可以；胸痛就不好说了。此时可适当配合用些一线的止痛之剂，见好即收。失眠，对肿瘤患者来说，不是小症状，失眠会导致其整夜焦躁不安，故有可能中药或中成药控制者，可以中药汤方或中成药为先。不行，可适当用些安眠剂。这时，也要打消许多患者中所存在的对安眠剂的恐惧。可以明确告诉他：对他来说，这一治疗阶段，保存体力最为重要。短时期用安眠剂于大局有利，不会上瘾；以后可以逐渐抽除。至于焦虑、抑郁等，除了疏导等心理疗法外，必要时也不妨用些抗焦虑、抗抑郁之剂。
总之，应打破门户之见，采取多种手段，综合纠治。努力让患者尽快从恶性循环的怪圈中走出，走上良性互动的康复之路。
释放压力，走出抑郁，稳定心理，优化个性
长期的肿瘤临床实践和笔者一直从事的心身医学研究，促使我们总结出心理防癌防转移复发四步曲：释放压力，走出抑郁，稳定心理，优化个性。
上述四个环节中，优化个性是个漫长的过程，需持之以恒。而后三个环节（走出抑郁，释放压力，稳定心理）则相互贯穿，可以作为防癌防复发的早期切入点。而要做到上述后面三环节，下面这些综合措施是有价值的。
换一种方法思考。城市里的肿瘤患者，特别是女性患者常常长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压力，以致不堪重负，终致生病。我们认为有许多压力是自己加上去的，卸下压力是第一步，而卸压的关键是“换一种方法思考”。
认识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为。要认识到生活中不是所有的事都非常重要，都必须认真对待，非达到完美不可的。其实，人所遇到的事只有5％是非常重要或紧迫的；15％至25％是比较紧迫的，剩下的大多不像人们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和紧迫。事事认真，势必长期有重压感而心身疲惫，甚至功能紊乱，终致患病。
而所有事务中，没有比自身健康更重要的了。
因此，换一种方法思考，改变认知、态度与自身行为（心理学称其为“认知疗法”）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不做无谓的联想。临床上，许多肿瘤患者存在着一类错误的思维方式——— 喜欢或习惯于自我联想，且常常以错误的方式自由联想。常见的如“如果”怎样，“结果”一定“怎样！”。比如：如果某项指标“升高”，某处有所不适，一定是癌症复发或转移了！肯定需要化疗放疗了，其后果一定不好！结果一定没救了！我及我全家一定完了！这就是错误联想的恶果。其实，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事情的后果绝不像自己想像的那么严重，有些事情的恶果是人们错误联想的结果；从容应对倒常常能够柳暗花明。所以说“船到桥头自然会直”。
有时，“难得糊涂”更好。好较真常是这类患者的思维特点，而这也是导致他们长期处于高度压力、压抑甚或抑郁、焦虑状态的关键。因此，过分较真是防癌和走向康复的大敌。我们非常推崇郑板桥的“糊涂”说，对肿瘤患者来说，有时“难得糊涂”反而更好！“阿Q”尽管是个负面人物，但这类人患癌率很低，鉴此，有时自我“阿Q”“阿Q”亦未尝不可！至少可以平衡一下心理，稳定自己情绪。
承认和面对现实。许多患者耿耿于怀，自己为人做事都很在理，为什么会生这病？上帝对自己太不公正了！或者后悔埋怨于某些人或某些往事！其实，大可不必！现代研究表明：对所有人来说，生癌只是早晚的事。应看作是上帝在你的人生旅途上设立了一道坎，正在考验考验你，要经得起考验，你首先应该承认和面对现实！
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是句时髦的话，对处于困境的肿瘤患者来说，其意义更为重要！在生命处于危机状态，学会不断设置自己的生活目标，短期为主，不断延伸，不断攀高，非常重要。我们对某些患者有时就先帮他设定近期三个月的目标，然后再作延伸，如过好年！看到孩子考上大学！
诸如此类，并不断提升延长，越攀越高，就是越来越成功，也就是他的生存期不断延长。因为有明确而又可期望的追求，人就有积极的生存动力！生理功能，包括精神心理等也都相对可调整得稍高些，这些，都有助于康复。
要学会及时表达情感。心身医学强调，善于及时表达情感，宣泄郁闷，如此，有助于尽快释放压力，走出抑郁。
多结交朋友，取得有效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度越高，越容易维护自己的心身健康。患癌的可能性越低，即使患了癌，也容易康复。在这意义上，朋友是最大的财富，绝非虚语！
培养多种兴趣爱好。要努力培养自己的多种兴趣爱好，如种花养鸟、书法绘画，包括打打牌、玩玩麻将，等等。这些，有助于释放压力和压抑，解郁悦情，陶冶性情。但须讲究一个度，特别是玩玩麻将、打打牌等，不能无度，切勿太累！前者如种花养鸟、书法绘画等也有优化个性之效。
读好书。经常读些好书，有解郁及稳定情绪之功。朱熹就曾经提出 “学习优化情性”。因此，此法还有优化个性之效。
学会慢生活，享受生活。城市人生癌，常常与高压力，快节奏生活有一定关系，因此，学会慢生活，享受生活常常至关重要。有人说没有办法，事情太多！其实，要明确：事情永远干不完！少了你，地球照样转！更何况你已有生命之虞，上帝已经给了你一个充足的理由，享受生活，何乐而不为呢？
理解心身的周期性变化规律。要知道任何人的情绪、心理、体力都是有周期性变化的。低落或心身疲惫时应告诫自己：这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走出“谷底”；千万别就此一蹶不振，且不断消极地暗示自己。这时，最好能做点简单而容易成功的事来激励自己。
改变生活环境。必要时，可脱离工作一段时间，或暂时改变一下生活环境及节奏。
学会给别人和自己 “松弛”。长期紧张是健康和癌症患者的大敌。要学会自我松弛，包括给别人宽松。特别对下属，对家人和孩子，给他们宽松，他们会回报自己一个“松弛”！
注重（人文／自然）环境保护。环境，是每个都市人赖以生存的空间，注重维护良好的环境，包括努力优化办公室人文小环境等，都有积极的保健防癌之效。记住：潜在地伤害了他人，也意味着你本人有可能受到伤害。因此，这是公民的基本健康意识，人人都能自觉做到这一点，愉快而健康地享受生活、远离癌魔、尽享天年，就不是梦了！
秋冬季多晒太阳。这是国外治疗抑郁症的一种有效方法，这与调节大脑褪黑素的分泌功能，进而改善睡眠有关。肿瘤患者多抑郁，抑郁又容易促使肿瘤患者转移复发，故应该善于运用这一简单可行的好方法。
适度的户外活动。适度的户外活动有着多方面保健防癌功效，简单易行。如多做户外活动，有助于控制体重、消耗能量，而肥胖是城市人生癌的元凶。又如，它可以改善以脑力为主的现代都市人多方面功能，稳定或改善“内环境”，可间接防癌。再则，有助于松缓压力。
圆桌诊疗：歪打正着的“发明”
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肿瘤的临床诊疗，到90年代中后期，已积累了上千例患者，每次门诊患者十分踊跃。为了解决诊室拥挤问题，1996年笔者门诊时，临时把诊室放到了小会议室。由于患者很多，故候诊者也都拥进了会议室。这本身是一个尴尬的场面，想不到阴差阳错，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自然造就的良性氛围。笔者每周两整天门诊，每次约70位至90位（最多时有130多位），患者中，八九成是复诊患者，其中有五成以上是患癌三四年以上的接近康复者。由于笔者一直从事心身研究，素对患者的心身状态综合调整感兴趣，且不遗余力，推行上述种种措施。因此，老患者的精神状态都积极、乐观、向上。且他们虽文化层次不一，但都乐意主动地帮助别人。也许是经历过严寒的人，更珍惜人间真情。因此，这些老患者特别乐于在诊室里主动营造积极气氛。很显然，无意中这就形成了一种氛围，一种良好的、自然的、潜移默化的氛围。每个新确诊患者最初几次就诊，围着会议圆桌轮座（排队）时，他的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痛苦面容很快引起周围老患者关注，大家自然展开了非正规的交流。这时，老患者经常会以自身的经历为例，现身说法，论证“癌症并不可怕”。由于每次总是老患者占多数，新患者在这种氛围中，身临其境，感受了全然不同的境遇。而一般候诊总得等上两三小时。等轮到诊治时，前期铺垫性教育已经完成，而实施铺垫性教育者又是有同样经历的肿瘤“过来人”，整个过程是在非正式形式中发生的。因此，几个小时等下来的新患者，大都已阴雨转晴天，情绪大大好转。
以患者中心：圆桌诊疗的核心思想
本人素来欣赏罗杰斯的 “咨客中心论”，临床上把患者视作真正的“中心”，服务的“客人”，努力做到尽可能与他们平等对话，在对话中给予必要的指导，然后才疏方用药。习惯成自然，诊室也就成了医患相互平等讨论场所。再加上每次门诊，总有三四个博士、硕士生侍诊，其他一些问题，博士、硕士们也参与，诊疗过程就成了一个带有大、小中心主题的讨论会形式了。这一不期而获的形式，效果相当不错。在我们的诊室里，几十号人，很少有愁容的，大家开开心心，有说有笑的，明显地不同于其他肿瘤诊室。
尊重个体权利及隐私
在实施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有一个加拿大多伦多的上海籍患者，男性，20多年前去了海外，不久前确诊为胃印戒细胞癌，只做了姑息手术，没法实施化疗，回到国内，找我诊治。看到这么多人围坐一桌，悄悄地对我提了个要求，能否单独诊疗。因为在国外，病情绝对是个体最大的隐私。这种方法公开讨论个人隐私，是无法容忍的。我深表理解，同意单独诊疗。不过给了个建议：您和您妻子（正好陪同他求诊）不妨找个位置，后排坐下，静静地听，做个旁观者。他同意了，连续两次求诊，他都认真地听别人的交流。第三次他提出，不需单独就诊了，他愿意坐在大家中间，与别的患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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