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杨红像每次跟丈夫吵完架那样，裹着自己的那床被子，背朝着周宁睡下。不管两个人闹多大的矛盾，她从来不会把周宁赶到客厅去睡，怕保姆看见。她不想让外人知道，更不想传到父母耳朵里去。两人不吭声地躺了一会儿，周宁伸过一条胳膊来，把她往怀里拉。她没好气地说:“还做，还做！都弄成这样了，还要来。”
周宁嬉皮笑脸地说:“反正也这样了，再做也不会怎么样了。”
杨红知道丈夫在这个问题上是颇有纠缠劲的，差不多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不答应，他可以缠你半夜。与其弄得自己半夜睡不成觉，还不如尽快满足他，两个人都可以多睡一会儿。
每次周宁在那里折腾得气喘吁吁时，杨红就觉得尴尬。虽说结婚这么多年了，她仍然觉得这是个令人羞于启齿的事。
杨红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好像一生都在读书，一生都待在大学里：高中毕业就保送进了H大学，本科毕业就留校，一待就是这么多年；读的书都是与学业相关的，连风花雪月的爱情小说都看得不多，更不用说“黄色下流
记得读中学时上生理卫生课，快上“生殖系统”那一章时，班上男男女女都有些莫名其妙地激动。杨红也觉得老师快要揭开一个什么大秘密了。结果老师把男生和女生分开来，对女生重点讲了一下经期卫生，就结束了那一章。
杨红唯一记得当老师讲到经期同房会引起种种疾病时，一个女生突然大哭起来。在老师的一再追问下，那个女生说出她经期同过房，肯定要死了。杨红记得那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惊讶地张着嘴，有好半天没说话。最后那女生说她一直是跟姐姐住一个房间的，就是经期也不例外。教室里那个笑啊，连隔壁教室的老师都跑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当生理卫生老师一再解释跟姐姐同住一室不算同房之后，那个女生才破涕为笑。不过她从此落下一个别名，叫做“同房”。
杨红当时也跟着一众女生大笑一通，而且每次有人嘲笑地用“同房”叫那女生时，杨红都忍不住跟着大家笑得人仰马翻。其实她也不知道“同房”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她觉得自己比那女生还是技高一筹：至少我知道什么不是“同房”吧！
真正了解“同房“的意思，是在她的新婚之夜。跟周宁谈了一年恋爱，杨红是彻底地守住了自己的防线。周宁可以说是有贼心，有贼胆，有贼力，但没有贼地方。那时两个人都住在大学的集体宿舍，同寝室的人没有十个也有八个。那时的大学生也不像现在的大学生这么开放，大多数人还是过着“寝室——课堂——自修室”三点一线的生活。
有那么几次，两人在H大学著名的人工湖畔待得晚了些，搂抱的时间太长了些，周宁也少不了有些冲动，但一看杨红那不谙世事的表情，就知道此刻要是提出要求，无异于自动请求判自己流氓罪，于是就把到了嘴边的话硬压回去，也趁杨红不注意时把那蠢蠢欲动的家伙镇压下去。
2
婚后，周宁有一次开玩笑地问:“嗨，还记不记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你问我裤兜里装着什么硬邦邦的东西？”
杨红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有点抱歉地说:“不记得了，很重要吗？”
接着，杨红一下领悟过来，红着脸嗔道:“流氓！”
周宁狐疑地问她:“你那时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纯洁？”他看杨红瞪起双眼，连忙解释说:“我不是说你以前看到过实物，我是说至少从书上看到过吧？生理卫生书上不是什么都有吗？”
杨红打断他的话说:“书上画的不是你那样的。”
周宁逗她说：“看来当初看书还挺认真啊，是不是躲在寝室里偷偷摸摸地仔细琢磨？”
杨红说:“从来没有。你们男生才会这样无聊。”
周宁笑着说:“怎么是无聊呢？我们学知识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嘛。嗨，你说奇怪不奇怪，我英语那么差，但那几个单词却是到现在都记得。”
杨红哭笑不得地说:“我倒是觉得奇怪，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周宁不解地问，“我自己身上的东西，我还不知道？”
杨红不看他的眼睛，固执地说:“我不是指这个。”
有些词她真的是说不出口，哪怕是在丈夫面前，哪怕跟他什么都做过了。
“噢，明白了，”周宁有时候特别喜欢看杨红害羞的样子，所以他故意发出这样的声调，“男人都是无师自通的嘛。”
“我不相信。你以前肯定有过。”
“真的没有。我大学四年都是在你眼皮子底下度过的，我们两人是正儿八经的恋人。”
“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过？我又没有天天跟着你。你大学四年在我眼皮子底下，那你读大学之前呢？”杨红不依不饶地说。
“上大学之前就是上高中，每天为高考累个半死，哪有那个心思？”
“没那个心思？我看你刚才那个表情啊……”
周宁摸了一把自己的脸，调侃地说:“什么表情？我还不知道我这张脸还会有表情呢，早知道我学戏剧去了。”
杨红说:“别装蒜。你要是以前没有过，为什么新婚之夜那么老练？”
周宁回想了一下，想不起自己在新婚之夜是如何老练的，不过似乎还真是没有新手的慌张，不是因为艺高人胆大，而是知道杨红肯定更不懂。在一个完全不懂的人面前，还有什么好慌张的？做错做对，反正她又不知道。精神上没负担，行动就显得胸有成竹。想不到技术上没差错反倒成了坏事，给妻子留下一个熟能生巧的印象。早知道这样，自己就装着个磕磕绊绊，不得要领，说不定就没今天的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