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厂的吃食 丁 易 几天前,微信朋友圈上看到一则活动信息,说是在我的家乡,要举办端午民俗文化节。我呵呵一笑,转发了。没想到,朋友们反应热烈,纷纷要求去看看。这是好事,这不起眼的山村故乡,居然也能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不但乐观其成,还打算叫上几位喜爱书法的友人,去挥毫助兴。 烟厂这个地名,令很多过往行人疑惑,以为是制造香烟的工厂。其实这地方除了黄土地、铜板石,根本就没有当今意义上的工厂。说穿了不稀奇,村东山岗上有烽火台遗址,我们叫它烟墩岗,原是明朝晚期抗倭寇的军事议地,烽烟一起,北边黄墩港,南边毛屿港都能看到。看守烽火台的士兵,来自现在义乌的佛堂镇,属于戚继光的“戚家军”,他们见此地黄土松厚,草木葱茏,是个宜居的地方,就在烽火台附近搭了茅厂屋,住了下来。烟厂的烟,指的是放烽烟的烟墩;厂,就是棚屋,茅草棚。烟厂这个地方名的本义,就是看护烟墩的茅厂屋。四百多年的繁衍生息,使这黄土山岗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这就是我祖先的来历,家谱上查得到的。烟厂本来有四个自然村,叫“烟厂贵人坛,合岭荔枝湾”,都是很小的村庄。我记得我所在的荔枝湾那时才18户人家,还是因做水库而搬迁的合岭村合并后的规模。烟厂有50多户人家,贵人坛约30几户吧。 我出生于1967年的秋天,正是文革的第二年。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普遍的记忆是贫困,缺吃少穿。而我不是,我记得小时候的吃食异常丰富,一年四季花样不断,以至今天被熏陶成一个标准的吃货。 这是出生在城里或平原地区的同龄人无法理解的。公社化时期,食物来源匮乏,一切归公,等待可怜的按劳分配。普通人家,不挨饿已经是烧了高香,我们又不是“工作同志”出身的家庭,怎么会有丰富的吃食呢?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烟厂这地方,黄土深厚,山地肥沃。“入社”之外,每户人家都有不少的自留地以供耕种。只要精耕细作,地里的出产足以贴补生产队分配的不足。因此,在饥荒遍野的七十年代农村,我们村几乎没有饿着的人,蕃薯干、洋芋、南瓜、芋艿等便是我童年时期的主要副食。南瓜子、炒黄豆、花生、牛皮糖、蕃薯糕、南瓜饼等就是零食或小吃。 随着弟妹们的出生,我勤劳能干的妈妈,很舍得在吃食上花心思。她有一双巧手和灵活的脑筋,会变戏法般的将一些普通的食材进行精加工,衍化成令我们垂涎欲滴的美味。比如,她将蕃薯淀粉化开,佐以豆芽、香干、空心腐等,用茶油香煎至焦黄,然后一块一块地出锅。这种俗称“锅癞头”的小吃,喷香又嚼劲十足。 同样是菁麻糍,我妈却总能变出许多的花样,菁麦果、菁团,里面裹上芝麻白糖,或蒸或炸,或咸或甜,她几乎不做重样的,总是在不断创新。比如元宵节裹米团,她能把米粉做出各种造型,以今天的话说,应该叫“米雕”。有花轿型、白兔型、小猪型、羊咩等,琳琅满目。家里人有几种生肖,她便能做出这些生肖造型的米团,我们兄弟姐妹不用分,各拿各的。 至于粽子,我能记得的有麦碎粽、蕃薯干粽、红豆粽、红枣粽、碗豆粽、赤豆粽、纯米粽,间或也有咸肉粽。造型有横包粽、狗头粽、元宝粽、三角粽等,都是用大毛笋的壳,洗干净后裹的,用麻绳扎得结结实实的,放在大锅里,加满水,开始灶瞠里柴片烧得很旺,沸腾后改用小火或余烬慢煨,差不多要烧一夜,粽子才香稠。 这时候,母亲会叫我拿上“洋油证”和几角钱,到烟厂小店去买白糖,蘸粽吃。去山上摘野茶,又累又饿时,我们便会打开带上的冷粽,啃几口,然后喝着山溪里的泉水,哪真叫惬意啊。 春夏秋冬,烟厂的吃食每季都有不同的花样。 春天,地上有菁,山上有笋,野果有斑楂、摘摘梅、覆盆子;山溪里是抓不完的河虾、河鳗、河鲫鱼,田里有黄鳝、泥鳅、田螺。除了河虾,我们那时从不去吃其他的东西,拿河鳗、黄鳝喂猪,泥鳅、田螺喂鸡鸭。烟厂家家户户都养猪鸡鸭鹅,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它们吃得比我们不知道好多少倍,都是吃野生河鳗、黄鳝长大的啊! 夏天,像现在这个季节,吃的东西更多,地里的洋芋可以掏了,这可是农家的大菜,孩子们的最爱,拿根筷子串上用雪菜卤烤的刚出锅的洋芋,边走边吃,馋馋家里没工夫烤洋芋的小伙伴,是很得意而显摆的。接着,南瓜黄了,花生可以拔了,自留地的倭豆、碗豆、红豆、黄豆、带豆次第成熟,蒲瓜、丝瓜、茄子、蕃茄,还有糖芦,还有西瓜,夏白桃……山上还有毛楂、山茄,怎么吃得完呢? 做风水的日子,大人们忙着放田水,捅道地里的阴沟。我们忙着抓泥鳅、捉鲫鱼、拔鸡窠簟,淋得象落汤鸡,回家时被母亲一顿烂死柴。可心里是高兴的,很有一番成就感,尤其是鸡窠簟,鲜甘无比,是现在任何一种菌类都比不上的。现在想起,唾液还滴滴漓。 这烟厂出产的东西,真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说花生吧,不知是不是对家乡有偏爱,我确实没有吃到比它更好吃的,糯、甜、细、绵、香、鲜皆备。洋芋蕃薯也是如此,特别的粉,又不是噎住喉咙的贼硬,是粉中带柔的,恰如烟厂人的脾气,彪悍中总透出淳朴和善良。 农历九月,山上的栗榛早已裂口,野柿子又红又软,藤梨、毛楂基本上败市的时候,蕃薯、芋艿收获的季节到了。 这是一年中最热闹的季节。一帮又一帮从桥头胡汶溪周等洋下村庄到烟厂的人,开始络绎不绝。她们带着冷饭团,扛着铁耙,三五成群,浩浩荡荡地来“耙蕃薯省”。她们跟在生产队已收获了蕃薯的土块上,一耙一耙地寻觅着遗落的蕃薯。 这时的烟厂人是最扬眉吐气的。生产队的社员们自然是趾高气扬,呵斥着这些可怜的洋下人:“死远点!这地大队决定还要耕一遍!”这些或年轻或年老的妇女们便忍气吞声,哀求着,以便收获一些让一家人活命的蕃薯。据说有几个不成器的青年社员,会趁机揩这些女人的油。不过,我那时还小,不太懂揩油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小孩子,也会嘲笑这些讨饭人一样的妇女们,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要像高玉宝抓偷辣椒的地主那样,严防这些“破坏集体财产”的妇女们,叫她们“滚出烟厂”! 这是一个提倡斗争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常态是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善良和同情心,属于资产阶级腐朽反动思想,是要坚决批判的。 生产队里的蕃薯,一般是晒成蕃薯片分给每家每户。而自留地的蕃薯,我们有完全的处置权。首先,留种。捡那些大小均匀、表皮光滑的蕃薯,藏到蕃薯种洞里——洞深约二米许,口小腹大,可贮蕃薯上千斤而能保持新鲜度。接着,分捡大小,大的或磨碎漓山粉,或刨成蕃薯丝晒干。小的喂猪,或煎糖稀。也会留一些鲜蕃薯,冬天时生吃,味道堪比雪梨。 漓山粉是个辛苦活,我们小孩子只有看热闹的份。水井边上,柴油机“突突”地响,大人们把一筐筐蕃薯往铁斗里倒,出来一塌塌红白相间的渣。然后,把轧好的蕃薯渣装入洋粉袋,再放上豆腐桶上的压架,往袋口加水施压,乳白色的蕃薯浆倾泻到桶里。一桶漓满,又一桶,有些人家要四、五个大桶才盛得下。第二天,沉淀在桶底的蕃薯淀粉,凝固成白豆腐一样的板结,人们倾倒掉桶里的水,用铲子把淀粉一块一块地铲上来,然后放在竹栅上晾晒。几天后,淀粉里的水份干透,这个叫“山粉”的东西算是做成了。 山粉的用处大得很。蒸山粉面,做汤包皮,勾芡,是烟厂人家的必备之物。菜肴里的蕃薯面,就是山粉兑水搅成稠汁,倒入蒸模中蒸熟,待冷却后装入一个刨面的装置。整个巨大的面饼,象车轮似的转动,一丝丝琥珀色的蕃薯面被一双熟练的手接住,叠成蚕丝般的一绺绺,然后拿棕榈叶撕成的带子缚住,再挂到通风处阴晾至干燥。 快过年的时候,忙累了一年的大人们便窝在家里,做各种各样的吃食。煎糖稀、做糖枣、胶冻米糖或米胖糖,也有做“灰糕”的——米粉混合糖稀压成的硬糕,颜色灰白,故称。这是儿童们喜庆的日子。吃着牛皮糖,看着象个黑炸弹一样的米胖车在火焰上翻滚,待师傅停下来拿住爆米胖的袋子时,我们便按住耳朵,见证神奇一刻的诞生。“嘭”的一声,白烟弥漫,浓烈的香气窜入鼻孔,小小的大米膨大了不知多少倍,香脆的米胖便诞生了。冻米是蒸熟了再晒干的,变不了这么大,我们都认为大人们挺傻的。 愈是临近年关,村子里便越热闹忙碌。小孩放寒假,大人们不用出工挣工分了,便家家杀猪杀鸡,凶神恶煞一般,便宜了肚子里没多少油水的狗们。 冬天的烟厂,冷风如刀,雪花堆积成一垄一垄的雪龙,再也难以出行。在这种日子走村串巷的,一般只有杀猪人和烧烧酒的。我们窝在家里捧着火炉子,烘着皲裂的手脚,暖和一点时,冻疮又痒得要命,恨不得抓破止痒,可总被大人们劝诫。小吃货们忍不住馋,火塘里烘蕃薯煨洋芋,吃得一鼻子的灰,却象乌嘴狗一样咧着乐。 大人们喝着蕃薯烧酒,下酒菜有炒鸡、花生米、猪头肉之类,他们眼睛通红,幺五喝六,我们一般都是避而远之,不在这时候去触霉头。 但我们也有吃喝的。浓浓的豆浆,滑嫩的豆腐脑,随便我们自己舀,大人们这时一点都不小气。口袋里,蕃薯枣、牛皮糖、花生、南瓜子盛得满满的,间或还能吃上几块洋糖。 烟厂这样的地方,在农耕时代是可以做到自给自足的,只要够勤劳,不浪费。自留地种的大蒜、生姜、洋芋、蕃薯,只要在市日里挑到桥头胡或茶院街,可以换得猪肉海鲜和日常用品。农民手里总有几个活钱,日子过得比洋下地方要滋润。我的婶婶婆婆们很多都是从洋下或沿海一带嫁过来的。那时就算城里人,在烟厂人看来,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城里亲戚到烟厂做客,见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态度是谦卑的,眼神是羡慕的,吃饱喝足还带着赠送的各种各样的吃食时,总是千恩万谢的。这种时候,他们不再眼高于顶,不会再轻蔑地称我们“你开乡下人”。不过村里的大人们说,当他到城里找他们时,城里人的态度便180度转弯,又牛起来了,而且很牛! 现在城里人乡下人的概念已经模糊,城里人再也不会象过去那样不可一世。我们这些乡下人,也早就变成了城里人,我们的后代已经不能理解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的生活。从斗争和相互仇视的年代,走向融洽祥和的时代,仿佛弹指之间,只是:烟厂不复旧光景,昔日少年已白头。 烟厂,这块生我养我的黄土地,以它纯净的空气和甘冽的地下水,以及与众不同的吃食,正在吸引着在城里呆厌了的人们,走进石板墙弄里,试图寻找到昔日的温馨梦境。是的,这块土地出产的东西和这块土地上生养的人,与别的地方相比,的确有那么一丁点不同的味道。 烟厂出产的东西,好吃。烟厂生活的人,好客。 来吧!欢迎你来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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